观察 | 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困境与破解

责任编辑:王硕 来源:中专百科 2021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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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实施基于政府层面的“政策推动,红利导引”的价值最优体制、基于企业层面的“各取所需,成本分担”的利益分享机制、基于学校层面的“优势集中,专业互补”的资源优化机制、基于行业协会层面的“信息共享,协调促进”的互通互联机制是实现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转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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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困境与破解

囿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从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着政府相关政策落地不实、企业利益保障不够、学校改革力度不大、行业协会积极性不高等诸多问题。分析表明,价值取向差异、约束机制淡化、利益权责不明、赋权不足、学术漂移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建立与实施基于政府层面的“政策推动,红利导引”的价值最优体制、基于企业层面的“各取所需,成本分担”的利益分享机制、基于学校层面的“优势集中,专业互补”的资源优化机制、基于行业协会层面的“信息共享,协调促进”的互通互联机制是实现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转变的有效途径。

我国产业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的关键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带来的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掌握精湛技能的高技能人才需求量的增长,需要高等教育的改革推进来满足。然而,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质量、水平与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的实际需要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的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大政方针无疑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为了保证政策能够真正落地、落实、落细,需要认真剖析作为产教融合核心的校企合作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的深层次原因并予以分析和破解。

一、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的困境分析

(一)系统差异导致的价值取向彼此疏隔

产教融合实现的关键是实现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校企合作的主体是“企业”和“学校”,由于两个主体分处于不同的社会系统,两者在运行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企业是一种通过长期契约将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生产性组织,它从属于产业系统。作为产业系统的主体组织单元,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源配置势必遵循以市场为主导的运行机制,依照效率优先的行为准则,依赖对“收益成本比”的判断。基于市场经济的“利己本性”和“利益短视”决定了企业对待校企合作的态度不会拥有自动的热情,对于公共物品属性人力培养的投入不会成为重点;基于效率优先的原则,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倾向直接获取所需人才,而不愿意付出培训、培养的代价;基于企业生产性组织的特性,使得以契约为组织内部架构形式的企业更愿意接收能够直接进入工作状态的员工,而不愿意承担因契约意识淡漠而出现员工流失的风险。如此,校企合作中“企业冷”也就成为应然之态。

学校是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从属于教育系统。作为教育系统的主体组织单元,学校遵循以政府为主导的运行机制,崇尚以公平为主导的行动准则,实行以育人为目标的发展策略。基于政府主导的机制下,学校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成为其必然选择。基于社会公平的行为准则,学校需要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的资源,而不能着眼于组织利益的获取;基于育人为目标的发展策略,学校不仅要满足个体基本生存与社会交际的需求,还要帮助个体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的目标和满足个体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需求。

显然,源于系统基因带来的处于产业系统的企业和处于教育系统的学校在运行机制、行为准则上的差异导致了学校的价值取向更关注社会价值,而企业的价值取向更关注内部价值,从而在对待校企合作问题上双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价值取向的偏离。

(二)约束机制淡化导致的纵向合作难以持久

现有校企合作项目多采用资源横向上的双向流通方式,即企业与学校之间依托某个具体的项目,在各自现有制度体系、资源占有、组织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这种模式将校企合作与融合看作空间上的静止过程,强化了组织之间短期利益的获取,淡化了校企合作目标的长期性与稳定性。而就校企合作的长远战略目标而言,需要的是学校与企业之间形成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相互交叉、彼此支撑的约束机制,需要在空间层面静止的、横向的资源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形成和促进在时间层面动态的、纵向的培养企业发展所需合格人才这一核心要素发展的机制,从而推进学校和企业双方共赢。就校企合作的实际而言,这种动态的发展体系由于市场信誉机制不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顶层设计不给力,并没有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约束机制淡化表现的另一方面,还体现在缺乏能够保证校企合作持续稳定拥有灵活和连续的政策分析制定、实施与评价的机制。

中国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体制,地方政府虽然承担了主要的行政事务和行政责任,却并未获得充分的地区治理权。校企合作的推进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财政供给,抑或是居中协调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的推进依然以教育部门为主,而校企合作不仅涉及到教育系统,还涉及到产业系统以及其他资源拥有方,作为单方代表的教育部门虽全力推进,也难免差强人意。虽然中央政府在指导意见中强调了部门的协助,安排了具体事项,但也只能是解一时之急,非长久之策。作为地方分权的政府,我国还缺少一个类似德国实施“双元制”中落实校企合作理念的完整工作约束机制。

(三)利益不明导致的横向合作动能乏力

按照不同的获益主体,校企合作的利益划分可以分为国家获益、企业获益、学校获益和学生获益四大类,明确不同主体获益的大小是区分彼此权利和责任的前提。从长远战略而言,国家是最大的获益者,其次是企业、学校和学生;从完成社会组织内部目标而言,国家依旧是最大获益者,其次是学校、学生和企业。

由此可见,校企合作是经济学视角下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一种国家利益,本着谁受益最多,谁付出成本就应该最大的市场法则,校企合作必须上升为国家行为。我国政府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明确了这一点,问题是地方政府层面对待校企合作无论是在政策制定,还是在财政投入方面,均未能深刻认识到自己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而仅仅把校企合作的推进作为一项上级部署的工作来完成,尚未提升到区域发展的战略层面。

(四)赋权不足导致的中间组织作用淡化

各类商会、行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中间组织被视为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企业和与政府主导的学校之间的缓冲者、协商者和辅助者。它们在校企合作中,可以缓冲组织性质、机构运行机制不同的企业与学校之间直接对接合作所起到资源协调和信息缓冲的中介作用,从而有效降低企业与学校之间的管理费用与交易成本,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现象,解决政府和企业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然而,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行业组织由于政府职能部门不愿放权而造成与政府之间的权责不明、由于组织自身人员依旧沉迷于官本位而导致专业素质差服务能力弱、由于长期的行政集权而形成低社会认可度低权威性不足等问题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虽然国家关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有关政策都多次提出要依靠行业对校企合作的指导、要强化行业对产教融合的协调作用,教育系统也成立了各种行业指导委员会,但是对行业协会参与校企合作的职能定位、权利责任及配套措施缺少可操作性的政策文件支撑。同时,行业协会的经费来源于企业,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指导本行业企业的发展是协会的宗旨,对于既没有行政赋权,又没有专门经费投入的校企合作,只能是大而化之,面子上过得去而已,其应有的合作协调和指导作用被大大淡化,相关职能的执行效果可想而知。

(五)学术漂移导致的育人机制故步自封

“学术漂移”(aca-demicdrift)是指非研究型高校背离原有的定位,寻求不断向上发展的运动,也就是所有的院校都力图把自己办学层次提升到具有研究型大学的相似学术使命的境地,最终达到与研究型大学处于同等地位。在此种导向下,各个学校在教师聘任、考核评价等环节普遍重视专业教师的科研能力,而忽视了教师教学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生产实践能力。如此,常规教学质量尚无法保证,从教育教学理念到人才培养模式都需要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更难顾及。办学发展目标设定为教学研究型,而实际上侧重点放在研究方面,忽视、漠视校企合作的意义和作用,即便将校企合作放在发展规划中也是形象工程,供检查使用。在由学术性高校专家为主制定的院校评价指标体系指引下,学校发展建设囿于学科分类,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学管理仿效学术性大学亦步亦趋,毫无特色与创新。

“学术漂移”还导致了学校的主要资金不会向校企合作倾斜。公办学校经费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教育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三部分构成。一般而言,学校可以控制的就是以学生学费、住宿费为主的教育事业收费。校企合作中无论是实训基地规模的扩大,还是设备设施的更新,无论是双师队伍的培养,还是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引进,无不需要资金的支持。学校要想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校企合作,扩大招生规模是最简单的选择,而扩大招生规模,又增加了校企合作所需资金,如果招生规模扩大带来收入可以弥补教学支出,这种循环还会基本处于良性状态。两者一旦不同比增长,受损的必是教学支出,而不以学术性为目标的校企合作资金减少成为必然。已经成为高校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办高校,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的学费、住宿费,渠道更为单一,支撑学校的日常运作已属不易,为校企合作提供充足的经费储备比公办院校更显得力不从心。

二、校企合作到产业融合模型的构建

从校企合作上升为产教融合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以企业为代表的产业子系统、以学校为代表的教育子系统之间,同时还涉及到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以行业组织为代表的中间机构等主要利益相关者,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从整体角度综合考虑和解决。通过建立与实施基于政府层面的“政策推动,红利导引”的价值最优体制、基于企业层面的“各取所需,成本分担”的利益分享机制、基于学校层面的“优势集中,专业互补”的资源优化机制、基于行业协会层面的“信息共享,协调促进”的互通互联机制,从而破解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一体系中,国家体制与企业、学校、行业协会三方机制相互支撑、彼此促进,可以较好地解决因系统差异而导致的价值取向彼此疏隔问题、因约束淡化而导致的纵向合作难以持久问题、因利益不明而导致的横向合作动能乏力问题、因赋权不足而导致的中间组织作用淡化问题及因学术漂移而导致的育人机制故步自封问题。具体构架的模型见图1。

三、校企合作到产业融合模型释义与建设

(一)基于政府层面的“政策推动,红利导引”的价值最优体制

“政策推动”是指中央政府要推进现有政策的检查落实,并推进产教融合相关法律建设。从2002-2017年十五年间,中央先后公开发布了9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方面的文件,表明了中央政府层面坚定不移“推行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决心。2014年,文件中把校企业合作的提法转变为“产教融合”,把政策面向的主体从企业上升到产业系统,把学校上升到教育系统,大大扩充了政策作用发挥的空间。但是,要凸显政策的权威性,保证其持续性,中央政府仍需要通过制定《产教融合促进法》,体现产教融合的强制性,明确产教融合相关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破解企业营利的功利性和学校育人的公益性之间的冲突;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和行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突出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地位;明确推进企业法和税法的修订内容,将企业深度参加校企合作的利益损失的合理补偿上升到法律层面。

“红利导引”是指地方政府要建立与中央政策法规相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把政策红利切实发放到企业、学校中去。截至2018年1月,我国34个省(市、区)中共有20个省(市、区)出台了40件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其中省级层面立法的11个,其余29件法规为市级层面,至少有14个省无论是省级层面还是市级层面均未制定有关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律文件。现有的40件地方性法规中也还存在着经费保障不明确、保障措施不具体、合作目标不明晰、利益关系不清楚等问题。因此,各地方政府应该尽快制定完善本地区校企合作方面的配套措施,保证国家政策贯彻落实。

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起连通中央、省、市包括各项配套性制度的完整的校企合作法律体系,从而提升校企合作的法律保障。二是要建立各级政府主导的领导协调小组,解决法律政策方面未涉及或新出现的难点与问题。三是要实事求是,充分体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既要将优秀的、成熟的经验纳入本地校企合作立法,又要高度关切法律的可操作性,提高立法针对性和可执行性,为校企合作双方带来真金白银式的红利。

(二)基于企业层面的“各取所需,成本分担”的利益分享机制

“各取所需”是指保证企业在参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过程中,获得应有的盈利,至少不会因此造成经济利益损失,同时学校获得充足教书育人、教学科研所需的资源。各取所需要体现校企合作的双方充分权衡彼此之间的能力差异、充分利用双方之间具有的互补性、充分反映己方的首要诉求能够得到满足等方面。各取所需的实现,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突出双方在培育人才上的基本共识,化解在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形成校企双方风险共担(非一次性支付)的合作形式,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信任机制、明确的奖惩机制以及规范的监督机制。

“成本分担”是指在校企合作的成本支出中,由国家、企业和学校三方共同承担。国家承担部分以企业减税为主要手段,企业需要承担学生在实习过程所付出人工、时间等方面的成本,学校则应将原本由企业税收中获得的应该支付给学校进行实践教学模拟环境建设的经费缩减,以政府减税的形式投放到企业真实生产中去以改善生产经营环境,不再建一些华而不实的所谓实践、实习基地。这种机制的内容应该包括政府要出台减税的细则,明确减免税额真实去向;充分利用“产权保护”制度维护校企双方的合法权益,达成双方在人才培养上的基本共识;保证国家投入到校企合作中的成本,不会因为企业、学校任何一方履责行为或缺而成为沉没成本。

(三)基于学校层面的“优势集中,专业互补”的资源优化机制

“优势集中”是指学校的教育教学资源要集中办学优势,突出自身特色,凝练学校特点,整合校内资源、联合校外资源,形成契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专业体系。为此,要打破高校内部基于行政权力构建的科层管理体制,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中心形成与产业对接的专业教学组织,建立需求导向的共享组织体。还要基于课程建设,创新产教融合下的教学模式,把“产教融合”核心的要素融入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之中,通过模式创新,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如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组为教学单位、以工作室为教学平台的“课程组+工作室+学生”一体化产教融合教学模式;以网络为中心,以专业为教学单位,以网络学习平台为载体的“专业+企业+网络”的无边界产教融合教学模式;以学习共同体为中心,以小组为教学单位的“问题+调查+分析”产教融合教学模式。

“专业互补”是指专业建设要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国家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吻合,与企业人才需要互补,与技术链、产业链对接。学校要增加满足新兴产业人才需求的新专业,充实改革原有实力雄厚、办学历史悠久的老专业,停办停招脱离了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专业建设中,要建设符合行业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转型要求的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还要充实满足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要求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制定科学合理、有利于校企合作升级为产教融合的“双师双能型”教师认定标准,建立健全完善的“双师双能型”教师评价机制,并根据评价机制制定教师的培养提升计划。学校决策者应该眼睛向下,关注教师根本利益,给予“双师双能型”教师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待遇和福利,从而推动队伍建设快速发展,引导教师将兴奋点从论文发表转移到校企合作、产学融合,解决区域发展经济的现实问题上来,凸显学校育人的重要作用。

(四)基于行业协会层面的“信息共享,协调促进”的互通互联机制

“信息共享”是指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生多方利益体能够公开、透明、便捷地获取希望得到的相关信息。校企合作双方实施合作的障碍,表现在具体操作层面主要是双方信息沟通不畅,彼此利益难以得到对方的认可,既企业对高校提供的服务没兴趣,而高校又忽略企业的要求。合作的基础是利益,没有彼此需要的利益,合作就难以开展。实际上,校企双方只要沟通清楚,信息互通就会找到合作的共同点与契合点。信息共享的完成,需要一个居中的地方组织来完成。目前,我国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最好组织就是行业协会,这一组织既了解企业,又有政府背景,可以兼顾到企业和学校双方利益。

“协调促进”是指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不仅要连接各方,互通信息,还需要承担政府难以处理的校企合作中的具体事宜,需要发挥协调促进的作用,形成有效机制。鉴于目前我国行业协会运行现状,要建立起这一机制,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行业协会的赋权问题,政府要将校企合作运行效果的检查、评价权从行政机构剥离出来交给行业协会以便其实施监控;二是要给予行业协会相关经费,使之脱离依靠“化缘”度日的尴尬境地,从而保障自身公正公允;三是要改革行业协会的人员构成,保证行业组织人员结构多样化,提升组织整体素质;四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保证行业协会通过专设的校企合作管理机构,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制度规章、具体实施方案和细则,协调统筹行业内校企合作开展情况。面对企业,主要是在维护企业利益的同时,约束和监督其履行人才培养义务;面对学校,帮助学校做好行业企业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发布,同时监督、评价行业内学校的校企合作开展情况;五是要仿效德国的做法,通过法律手段,赋予行业协会在政府监管下,行使所辖行业职业资格认定、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考试标准制定的职能,推进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在企业中开展。

四、结语

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我国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企业和学校任何一方。作为合作主体的企业应该具有长远发展的战略目光,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应有的社会职责而非政府的任务;学校则要深度关注企业的利益需求,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高效技术服务,成为企业发展的助力器而非负担和包袱。同时,企业与学校自身难以解决的资源配置问题,需要国家地方两级政府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情况下,给予政策层面的支持,并形成科学可操作的监督检查机制、奖励惩罚机制、成本利益协调机制,最终形成相关法律法规。在体制机制的建设以及相关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落实与执行方面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信息沟通、协调促进的职能。唯有政府、企业、学校及行业协会等校企合作利益方共同努力,才能打破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障碍,实现从过程到结果、从发展到提高的全面推进,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充分对接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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